刘鹤十年前的神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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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十年前的神预判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01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